本文授权转载自公众号后厂村体工队（ID：sports_163），作者：南阳宇，原标题《传说中，彪马的老板，当年绿了阿迪创始人》，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黑措根奥拉赫是德国的一座小镇，但这座仅有24000人的小镇却被穿流而过奥拉赫河一分为二：河北岸属于阿道夫-达斯勒——阿迪达斯——的地盘，而南岸则是他哥哥鲁道夫-达斯勒——彪马——的大本营。

两个国际运动品牌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因此整个城镇形成了两个旗帜鲜明且水火不容的阵营。根据历史学家韦尔克的说法，这座城市每个家庭中至少有一人在其中一家公司任职，他们有各自专属的酒吧、面包店和理发店，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为了尽量避免和对方阵营的人交谈，他们会在对话前先弯下脖子看看对方的鞋子，确定其所属的阵营，因此又有着“弯脖之城”的称号。

上个月底，北岸的阿迪达斯传出一个坏消息：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他们一季度的净利润同比下降96%，这家全球第二的运动品牌正面临着巨大困境。不过阿迪达斯过去90多年来的经历，现在还远不是他们的至暗时刻。

达斯勒兄弟出生于黑措根奥拉赫，父亲在当地鞋厂工作，母亲则靠在洗衣店洗衣服为生。德国一战战败让整个国家陷入动荡，达斯勒一家也面临着生存危机。阿道夫是一个非常热爱运动的青年，但他看准了这个行业，依靠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制鞋技术，以母亲的洗衣店为场地，加上当地铁匠提供的鞋钉，冒着他人的冷眼，开启了自己波澜壮阔的制作运动鞋的生涯。

1924年，哥哥鲁道夫从工厂经理的位置辞职，加入弟弟一起从事运动鞋生产。兄弟俩分工明确，阿道夫负责钻研产品，他的制鞋技巧和设计理念在当时鹤立鸡群；而鲁道夫则是天生的销售大师，当时没有人会为了体育运动专门去买一双鞋子，但鲁道夫靠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不仅打通了球鞋的销路，还从银行弄到贷款用于扩大生产。

熬过艰难的起步期后，他们首创的防滑钉运动鞋得到更多人的青睐。兄弟俩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们选定了新的厂址，并在30年代正式成立了达斯勒兄弟制鞋厂（简称Geda）。而就在兄弟俩的事业蒸蒸日上时，纳粹主义也在德国不断滋长，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正式上台，此时不管是被迫或是主动，俩兄弟都成为了纳粹党的成员。彼时希特勒正渴望通过体育来彰显日耳曼民族的高贵血统，而达斯勒兄弟抓住机会与德国体育国家队展开合作，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影响力。

不过，真正让Geda走向世界的却是希特勒最恨的运动员——美国短跑名将杰西-欧文斯。相传俩兄弟冒着得罪纳粹的危险，特意开车去找到了这位美国的黑人运动员，并主动给他提供了自家生产的跑鞋，结果欧文斯在1936年奥运会上一战成名，穿着达斯勒兄弟生产的跑鞋狂揽4枚金牌，Geda跑鞋自此风靡全球，每年销售量暴涨至20万。

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他们很快便遇上了首个危机：二战爆发了。

战争期间，鲁道夫被征兵送往前线，而阿道夫则在重压之下将鞋厂改造为兵工厂。在战争结束后，Geda因为曾为纳粹生产军工，险些被美军摧毁。在千钧一发之际，阿道夫的妻子从家里找出丈夫跟欧文斯的合影，美国大兵们认为这家工厂对欧文斯夺冠做了贡献，可见并不是真正的纳粹分子，最终放了他们一条生路，兄弟俩得以继续自己的运动鞋事业。

然而，外部的危机解除了，家庭内部矛盾却彻底爆发：1948年，俩兄弟彻底分道扬镳。

关于达斯勒兄弟分家的原因，坊间有很多种说法。一是说战争期间美军发动空袭，鲁道夫一家躲到阿道夫家的防空洞，当时后者骂了一句“肮脏的混蛋又回来”，尽管他解释说骂的是美国士兵，但鲁道夫认为弟弟针对的是他和他的家人

还有一种更狗血的说法，鲁道夫是当地的情场浪荡子，他曾经跟弟媳卡斯偷情，甚至阿道夫的儿子霍斯特都是鲁道夫所生（而这段八卦历史，在2016年讲述阿迪与彪马渊源的德国电影《兄弟之争》中也有所体现）。

以上两种说法都过于戏剧性，兄弟俩彻底撕破脸的根本原因大概还是利益：鲁道夫认为自己被送去前线是阿道夫和卡斯故意设计的，这样他们才可以彻底控制工厂。而在战后，鲁道夫又因为涉嫌参与秘密警察的工作而被盟军逮捕监禁，尽管最后证明他是清白的，但鲁道夫坚信是阿道夫告的密，目的就是彻底将他排除出管理层。

最终，鲁道夫带走了一批员工，在奥拉赫河对岸开了一家新的工厂，并将其命名为彪马（PUMA），而阿道夫在同一年注册了阿迪达斯（Adidas）商标，整个小镇被一分为二，俩兄弟在体育领域的斗争正式拉开帷幕。

在分家后的前几年，阿道夫的阿迪达斯处于十分被动的状态：哥哥鲁道夫本身就是销售出身，不但带走了一批销售员工，而且带走了大批客户资源。阿道夫则完全是专业的生产技术人员，并不擅长人脉拓展，在那个体育用品还没有完全流行起来的时期，阿迪达斯面临着被彪马挤压的威胁。

早在Geda时期，鲁道夫就跟日后德国足球国家队主教练赫伯格建立了良好关系，于是他决定从足球领域发力，在创立彪马的第一年就推出了第一款现代足球战靴——“原子靴”（Atom），1952年他又将其进一步升级“超级原子靴”（SUPER ATOM），并在同年的奥运会上大获成功，很快便打响了知名度。

或许是初期的成功让鲁道夫有些自满，他在1954年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跟赫伯格闹翻了，而阿道夫则抓住机会联手这位名帅，为自己的品牌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联邦德国（以下简称西德）成立于1949年，这个二战战败国经历了痛苦的重建期，在国际上处处遭到排斥，甚至连1950年巴西世界杯都将他们拒之门外。好在西德得到了英国和瑞士的支持，后者还是1954年世界杯的主办国，因此整个国家都在为这届世界杯做着准备。

这场比赛对于阿道夫来说也至关重要，他当时已经成为德国队的一员，负责整个球队的装备管理。这届世界杯是第一次电视转播，也是阿迪达斯扬名世界的最佳场所。

西德的运气并不好，他们在小组抽签中被分到跟匈牙利一组，后者是那届世界杯最热门的球队，他们从1950年开始连续四年保持不败：在罗马以3-0战胜过意大利，在伦敦与英国的比赛中更是在比赛第45秒就轰进了第一球……而他们的赞助商正是阿迪达斯的头号死敌——彪马。

彪马当时的广告

西德在首战4：1逆转了土耳其，但在另一块赛场，匈牙利轰了韩国一个9-0。于是在与匈牙利比赛前，赫伯格做出了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派二队上场比赛。结果他们不到3分钟就被对手轰开球门，20分钟不到就被踢了0-3，最终以3-8惨败给对手。

现场三万西德球迷气炸了，德国媒体称这时“德国足球遭遇的最沉重的打击”，身为主教练的赫伯格也收到多封来自球迷的诅咒信：“如果一个国家队教练都不知道自己该为球迷带来些什么，那他最好就该去买条绳子、找棵最近的树把自己吊死。而且绳子最好还不要断，好让别人可以接着用。”

在赛后发布会上，赫伯格留下一句载入足坛史册的名言：“足球是圆的，而一场比赛有90分钟。”这句话与阿迪达斯日后的广告语“没有不可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西德很快找回状态，在淘汰赛连克强敌，最终站上了决赛舞台，而他们的对手正是在小组赛羞辱自己的匈牙利。整个西德都疯狂了，足球一下子成了民众最关心的事务，无数人打开收音机、电视机，或是聚集在咖啡厅、酒吧来观看这场比赛，他们压抑了近10年，终于找到了宣泄情绪的合适出口。

从小组赛来看，双方差距十分明显，西德似乎毫无胜算，但赫伯格和阿道夫都注意到了一个关键因素：天气。

“如果是晴天，匈牙利会赢，我们没办法阻止，德国队在竞技层面的确不如匈牙利。但如果下雨了呢？那是‘弗利茨-瓦尔特天气’，那么我们就有机会了。”赫伯格教练在赛前接受采访时说道。

赫伯格的自信这一方面来自于球队队长弗利茨-瓦尔特，后者在二战时曾被苏联俘虏，之后在战俘营染上疟疾，他表示自己只有在潮湿的天气中才能发挥全部实力。另一方面，阿道夫早就为他们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可拆卸的螺旋式钉鞋。与传统的钉鞋不同，阿迪达斯的这款新型球鞋可以根据不同的天气状况更换适合长度的鞋钉，更好地适应场上的环境。

决赛当天中午，天空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这毫无疑问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看着外没的大雨，赫伯格自信地说道：“阿迪，把防滑钉拧紧了。”于是信心满满的西德球员们穿着特制的三道杠钉鞋，冒着大雨踏上了球场。

过程并不顺利，西德在开局6分钟就被对方的王牌前锋普斯卡什攻破了球门，解说员安慰球迷的话才刚刚落下，他们就在2分钟后再次被匈牙利强射入网。这时前锋莫洛克站了出来，他不但用言语鼓励了队友，还很快用补射缩近了比分。到了第18分钟，德国球员拉恩踢进角球，双方以2：2平结束了上半场。

普斯卡什首开记录

匈牙利在下半场发起疯狂反扑，可是西德的严防死守让他们没有得到机会。等到比赛第84分钟，西德抓住对方中场博齐克的失误，抢断后将球传到匈牙利门前，此前立功的拉恩再次挺身而出，他在佯装射门后继续往左边带球，接着朝门框的右下角射门打进，西德3：2反超。

拉恩终结比赛

“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德国队——1954年世界冠军！在伯尔尼以3：2的分数，击败了匈牙利队！”伴随着解说员疯狂的欢呼声，西德最终举起了他们首座世界杯冠军奖杯，这场大逆转也被后人称为“伯尔尼奇迹”。

西德的人民也沸腾了，人们在人行道上狂欢，在咖啡店外疯狂庆祝。这场胜利就像一针强心剂，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体育范畴，更是西德走出战败国阴影的标志性事件：过去那个受尽耻辱、多灾多难的时代过去了，这是一个新生的国家。在这前后的20年间，他们在场外同样创造了一场经济奇迹。

阿迪达斯无疑是这场胜利的最大赢家，赫伯格在赛后公开称赞阿道夫的球鞋是这场比赛胜利的关键。阿迪达斯也随着西德的经济发展同时起飞，他们被看作是挽救了整个国家民族自尊心的企业，而在全球市场，阿迪达斯则被称为西德出口制造业的代表。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彪马在和阿迪达斯竞争时，永远被固定在了挑战者的位置上。

1974年，鲁道夫去世，阿道夫在四年后也离开了尘世。两兄弟被埋在同一座墓地的两端，自48年分道扬镳后再也没有说过话，而他们的子孙也长期活在长辈的仇恨中。直到两家公司在上世纪80-90年代成为国际化上市公司，达斯勒家族慢慢退出管理层，双方的关系才得到缓和。

当地的民众已不像过去那样剑拔弩张，井水不犯河水，选择产品时也不仅仅只看品牌，款式、时尚度、舒适程度都会被考虑进去。甚至连家族内部都出现了“叛徒”：弗兰克-达斯勒是鲁道夫的孙子，但他却成了阿迪达斯集团的首席法律顾问，这在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从家族关系来说，这种对峙是非常可悲的。不过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俩兄弟的竞争关系反而有利于事业的发展，因为它激励了双方不断创新，制造出更好的产品。

正如阿道夫-达斯勒自己所说的：“没有我哥哥，我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功。”

规格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