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画史上，善画狮者极少，徐悲鸿是其中杰出而独特的一位，他早年间即好摹写，上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长居柏林时，得以近距离观察和写生，他在《徐悲鸿自述》和《述学》中，反复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柏林之动物园，最利于美术家。猛兽之槛恒作半圆形，可三面而观。余性爱画狮，因值天气晴明，或上午无范人时，辄往写之。”“故手一册，日速写之，积稿殆千百纸。”除直接师法造化外，徐悲鸿的狮子造型也多有借鉴法国的浪漫主义雕塑家Antoine Louis Barye（1796-1875）作品，其雕塑《待猎之狮》、《狮子与蛇》等，对徐悲鸿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故徐悲鸿狮子结构之准确、造型之生动前所未有，是中西合璧的成功典范。

此幅作于1941年，徐悲鸿自题将辞别槟城之际。1939年初，徐悲鸿为尽“个人对国家之义务”，远赴星马、印度，举办画展筹款助赈，宣传抗日。所到之处，无不大受欢迎，筹款亦颇顺利，故流连至1942年初方取道缅甸回国。其中在1941年，徐悲鸿多次往来马来半岛，在吉隆坡、怡保和槟城等地举办画展。是年阴历的三月至五月、七月至八月间，他曾两度长居槟城，住在骆清泉的南国旅社。十月又短暂前往，本幅题识称“卅年晚秋”、“将辞别槟城”，当即是此次所作。槟城借居的这段时间，是徐悲鸿生命中非常独特的一段时期，也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徐悲鸿难得的一段安逸时光。在槟城，徐悲鸿得以收拾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对个人情感的彷徨，潜心于自我的艺术世界之中。“倘得优游销岁月”，槟城时期徐悲鸿诞生了许多饱满的佳作。值得一提的是，徐悲鸿油画名作《狮》亦于此年问世。

此幅绘雄狮立于巨石之上，回首凝望，姿势里面蕴含着一种蓄势待发的张力，眼睛的刻画尤其有神，似乎正在观察、等待、守望猎物，整幅的精彩全在这“阿睹”中。狮子以赭石设色，简洁爽快，结构精准。鬃毛随风飞扬，雄狮目光坚定，传递出一种果敢坚定的力量和蓬勃向上的精神。如果说抗战之前，徐悲鸿关于雄狮的创作更多地关注个体的精神自由、人格自由、生命尊严方面。那么此时抗战期间的创作，更强调着象征的寓意，表达对命运的抗争、对激越精神的倡扬、对中国未来无限的希望。